当然，赵佗的“和辑”政策并非一帆风顺。军中仍有不少像当初的屠睢一样的强硬派军官，私下里对赵佗的“妥协”政策抱怨不已，认为这是堕了秦军的威风，长了他人的志气。他们讽刺那些学习越语的士兵是“学舌的鹦鹉”，嘲笑与越人交易是“与虎谋皮”。
更大的阻力，来自于越人内部。以桀骏为首的主战派，虽然在上次的河谷伏击中取得了辉煌胜利，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他们对于赵佗抛出的橄榄枝，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。桀骏认为，秦人狡诈，所谓的“和辑”不过是武力征服受挫后的缓兵之计，一旦秦军恢复元气，必然会卷土重来。他不断派人联络各部落，告诫他们不要被秦人的小恩小惠所迷惑，要坚持抵抗。
因此，在最初的一两年里，岭南的局势呈现出一种极其微妙的状态：一方面，赵佗控制下的秦军据点与附近一些较小的、渴望和平的越人部落之间，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，甚至出现了零星的秦军士兵与越人女子通婚的现象（虽然不被官方鼓励，但赵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）；另一方面，桀骏的势力依旧强大，控制着大片山林，时不时还会对秦军的巡逻队或过于“亲秦”的部落发动袭击，小规模的摩擦从未真正停止。
赵佗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战略定力。他并不急于寻求与桀骏决战，而是稳扎稳打，一方面加强防御，巩固已经控制的交通线和据点（尤其是灵渠沿线），另一方面，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怀柔政策。
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秦军将士，甚至让桀骏都大跌眼镜的举动——他脱下了象征大秦威严的将军铠甲和深衣，换上了越人首领常穿的、用葛布和兽皮制成的“左衽”服饰（中原是右衽），在某些非正式的、与越人部落会盟的场合，他甚至像越人首领一样，赤足、纹身（可能是临时性的彩绘），自称“蛮夷大长老”！
这一招“入乡随俗”，其心理冲击力，远比千军万马的威慑更大。许多原本对秦军充满敌意的越人，看到这位统率数万大军的秦军最高指挥官，竟然愿意放下身段，尊重甚至模仿他们的习俗，内心的坚冰开始悄然融化。他们觉得，这个“赵佗长老”，似乎和以前那些只知道砍杀的秦人将军，不太一样。
同时，赵佗也深知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的道理。他利用秦朝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技术优势，在岭南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。他派遣懂得农耕技术的士兵和随军工匠，指导归附的越人部落使用铁制农具进行深耕，开挖更有效的水渠，种植粟、麦等作物，弥补了当地原来以渔猎和粗放稻作为主的生产方式的不足。粮食产量的提高，让许多越人部落尝到了甜头，对秦军的依赖性也逐渐增强。
他还尊重越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，不强行推行秦地的礼法。甚至允许越人部落保留一定的武装和自治权，只是要求他们承认秦朝的宗主权，并配合维持地方秩序。
时间，这位最伟大的魔术师，开始慢慢显效。
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过去了。
桀骏发现，自己越来越难以动员部落对秦军发起有效的攻击了。很多部落头人开始变得犹豫，他们私下里会计算：跟着桀骏打仗，除了不断死人，消耗本就宝贵的青壮年，能得到什么？而接受赵佗的“和辑”，却能换来急需的盐铁、更好的农具、更多的粮食，甚至还能在发生纠纷时，请那位“赵佗长老”来主持公道（赵佗往往能凭借其威望和相对公正的态度进行调解）。
此消彼长之下，桀骏的号召力日渐衰落。而他本人，也在长期的奔波和战斗中逐渐老去，锐气不如当年。
终于，在一个木棉花开得如火如荼的春天，桀骏派出了他的使者，来到了赵佗设在番禺（今广州）的治所。他表示，愿意与赵佗进行正式的和谈。
和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充满了讨价还价和相互试探。但最终，双方达成了协议：桀骏及其所属部落承认秦朝的统治，接受赵佗的管理；赵佗则保证他们的安全，尊重他们的风俗和领地，并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力，甚至任命桀骏等有威望的越人首领为地方官吏，协助管理地方事务。
持续多年的、血腥的秦越战争，终于画上了一个不算完美、但相对平稳的句号。
赵佗正式在岭南设立了南海、桂林、象郡三郡，将这片广袤的土地纳入了秦帝国的版图。但他的管理，与中原腹地那种严密到毛细血管的控制不同，显得相对宽松，带有明显的羁縻色彩，形成了事实上的半独立状态。他更像是一个强大的盟主，而非纯粹的征服者总督。
而士兵阿山，则在三年前，就鼓起勇气，通过部落头人（也就是阿月的父亲）的允许，正式迎娶了阿月。他们的婚礼，很有意思，既有秦地的礼仪——阿山穿着虽然旧但洗得干干净净的军服，向长官行了礼；也有越人的风俗——围着篝火跳舞，接受族人的祝福和用植物汁液点额的仪式。赵佗得知后，还特意派人送去了一份贺礼——一对崭新的铁制农具和几匹秦布。这几乎等于官方认可了这种跨族通婚。
阿山退役了（在赵佗的新政策下，愿意定居岭南的士兵可以退役并分得土地），他在靠近河流的一片沃土上，用学来的技术和阿月家族的帮助，开垦出了一小片稻田，同时也在附近的林地里，学着越人的方式，种植一些果树，采集草药。他和阿月的小家，就安在了一个秦越混居的新兴村落里。他们的孩子，将来会有一个秦人的名字，也会有一个越人的小名，从小就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。
当阿山扶着铁犁，看着翻开的黑色泥土在岭南的阳光下闪烁着肥沃的光泽时；当他回到家中，听到阿月用越语哼唱着古老的歌谣，孩子咿呀学语的声音混杂其中时；当他能用流利的越语和邻居讨论今年的收成，也能用秦腔和路过的旧日同袍喝上一碗淡淡的米酒时……他常常会觉得恍惚。几年前，他还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、满心只想着回家的普通士兵，如今，却在这片曾经视为畏途的土地上，扎下了根，有了新的家人，新的生活，新的归属感。
就在岭南这片土地在赵佗的治理下，逐渐从战火的创伤中恢复，展现出一种异质文明交融的奇特活力时，一些零星的、模糊的、却令人不安的消息，开始顺着灵渠，如同水面上偶尔泛起的诡异泡沫，悄然传来。
有从北方来的商人，在交易时，会压低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说起中原似乎不太平，好像到处都在闹“盗匪”，道路不太通畅。偶尔有来自咸阳的官方公文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和条理清晰，语气中似乎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……焦躁？
赵佗站在他日益稳固的番禺治所，目光似乎越过了南岭的崇山峻岭，投向了那片孕育了大秦帝国、如今却隐隐传来雷声的北方天空。他精心经营的这片南国天地，看似平静，但北方那未知的变局，会像当年的灵渠之水一样，最终波及到这里吗？他这只在岭南丛林中成功转型的“老狐狸”，又该如何应对那可能到来的、席卷天下的风暴呢？
岭南的故事，暂时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和的篇章，但历史的洪流，从未停歇。北方那片更为广阔的天空下，一场影响深远的剧变，正在酝酿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