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开始收拾工具，有人骑上自行车，有人爬上拖拉机，有人扛著锄头往家走。弗里茨发动收割机，突突突地开回仓库。赫尔曼和贝克尔走在最后面。

贝克尔问：“赫尔曼同志，您种了多少年地了”

赫尔曼想了想。“三十多年。从小在地里滚。”

贝克尔问：“您觉得种地苦吗”

赫尔曼沉默了一会儿。“苦。哪有不苦、不累的活呢

但苦和苦不一样。从前苦，是没有盼头的苦。现在根本就说不上苦了。”

他指著那片收割完的土地。

“你看，这块地，今年收了八百斤麦子。明年，我想让它收九百斤。后年，一千斤。这就是奔头。”

他们走到村口，天已经暗了。

赫尔曼说：“今天累了吧早点休息。”

贝克尔摇摇头。“不累。就是……有点饿。”

赫尔曼笑了。“那先去吃饭。食堂给你留著呢。”

贝克尔走到食堂门口，看见老妇人提著篮子走过来。

“小同志，今天累坏了吧给你带了几个番茄，路上吃。”

她把几个红彤彤的番茄塞进贝克尔手里。贝克尔想说什么，但老妇人已经转身走了。

他站在食堂门口，看著手里的番茄。阳光照在上面，红得透亮。他咬了一口，甜滋滋的。

一九三二年九月，东普鲁士，边境某农业合作社。

埃里希韦斯特曼站在村口，拎著一只棕色皮箱，望著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。

阳光很好，天空蓝得刺眼，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麦子已经收了，只剩齐膝的麦茬在风里晃。

空气里有泥土和乾草的味道，还有一种让他感到莫名烦躁的寧静。

韦斯特曼今年三十八岁，写过三本小说，两本戏剧，若干散文。读者吹捧说他是“柏林文坛最锐利的笔”，说他的书“让人睡不著觉”。

韦斯特曼自己觉得，他是这个时代少数还清醒的人。

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，不过是被口號驯服的羊群。

当然，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。

他只写风景，写爱情，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，可现在就不一样了。

三天前，作协的通知到了：下乡实践，为期一个月。地点自选，但必须去，必须住满，必须参加劳动。

作协主席亲自找他谈话，说这是韦格纳主席的倡议，知识分子要“接地气”，要“和工农兵结合”。

韦斯特曼微笑著点头，说“好，我去”。心里想的是：去就去，一个月而已。忍忍就过去了。

火车坐了一天一夜。

韦斯特曼在车上写了一篇日记：

“离开柏林，就像离开一个活人的身体。窗外的田野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。”

韦斯特曼站在村口，等著那个据说会来接他的村书记。

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。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裤腿卷到膝盖以上，脚上沾著泥巴。

他脸上带著笑，伸出那双粗糙的手。

“韦斯特曼同志欢迎欢迎！我是村书记，叫库尔特。一路上辛苦了吧”

韦斯特曼握住那只粗糙，有力的大手。

他笑了笑。“不辛苦。库尔特同志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库尔特一把拎起他的皮箱。“不麻烦不麻烦。走，先去看看住的地方。”

他们沿著村道往里走。路是柏油路，两边种著白杨树。房子大多是新建的，红瓦白墙，整整齐齐。有些院子里停著摩托车，还有一家门口停著一辆浅蓝色的小汽车。

韦斯特曼心里暗暗惊讶。他以为农村还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样子，土坯房，泥巴路，人跟牲口挤在一起。

显然，他错了。

库尔特边走边介绍。

“咱们村二百三十户，一千一百口人。地不多，但地好，种麦子、土豆、甜菜。

去年粮食总產一百二十万斤，上交国家四十万斤，剩下的自己吃，还有富裕。”

韦斯特曼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
库尔特又说：“今年收成更好。麦子刚收完，亩產八百斤。比去年多五十斤。”

韦斯特曼还是点点头。他心里想：这些数字跟我有什么关係

库尔特带他走到一栋二层小楼前。

“这是合作社的招待所，刚盖的。您住二楼，朝南那间。”

房间不大，但乾净。一张单人床，一张书桌，一把椅子，床头柜上放著一盏檯灯。

韦斯特曼把皮箱放在地上，走到窗前。田野一片金黄，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一群鸟从田里飞起来，消失在蓝天的尽头。

库尔特站在门口。“您先歇歇。晚上食堂给您接风。明天开始劳动，行吗”

韦斯特曼转过身。“行。库尔特同志，谢谢您。”

库尔特摆摆手。“谢什么。您是大作家，能来咱们村，是咱们的福气。”

韦斯特曼一个人站在窗前，望著那片田野，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烦躁。

他想柏林的咖啡馆，那些朋友，那些彻夜长谈的夜晚了。

他想起自己的书房，满架的书，窗台上的天竺葵，打字机嗒嗒的声音。他想起那些坐在台下听他朗诵的读者，那些热烈的掌声。

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只有田野，泥土，拖拉机，还有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。

韦斯特曼皮箱，拿出一本书，放在床头柜上。又拿出一本，放在桌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