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的银杏叶打着旋儿飘落，像一封封投递了多年的信，终于找到了收件人。悦悦坐在飘窗上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屏幕，那里有一张她刚拍下的、我们俩的合影。照片里，她笑得有些拘谨，而我，则满眼都是她。

她忽然开口，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窗外的落叶：“我爸妈离婚了。”

我放下手中的书，静静地看着她。阳光透过玻璃，在她长长的睫毛上镀了一层金边，也让我看清了她眼底那一闪而过的、早已习惯的苦涩。

“很早了，”她自嘲地笑了笑，那笑容像一朵在深夜里悄然绽放的昙花，美丽却带着孤寂，“他们各自有了家庭，新的孩子，新的生活。我爸搞房地产，我妈做医疗器械，都是外人眼里的大人物。”她顿了顿，指尖轻轻敲了敲玻璃，“而我，大概是他们成功路上，一个被妥善安置的‘遗产’吧。”

我的心微微一紧。

“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”她望着窗外，目光飘向一个遥远的、只属于她的童年，“最开始，他们还会打电话，会回来看我。后来，电话越来越少，见面只在过年。再后来，连年都未必见得着。”她转过头，看着我，那双清澈的眼睛里，此刻盛满了我从未见过的荒凉，“每个月，银行卡里会准时打进一笔巨款，够我买下整条街的奢侈品，却买不回他们陪我吃一顿饭的时间。”

我伸出手，轻轻握住她有些冰凉的手指。她的手很纤细，骨节分明，像一件易碎的艺术品。

“所以我很独立，”她任由我握着，没有抽回，声音平静得近乎冷淡，“独立到连生病发烧都习惯自己去挂水。可独立的背后是什么？是没人问你冷不冷，没人知道你今天开不开心。那种孤独，像一根细长的针，日复一日扎在心上，不流血，却疼得让人麻木。”

她忽然站起身，走到衣柜前，拉开一个深色的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个用丝绒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裹，然后转身，将它轻轻放在我的掌心。

我打开丝绒布，里面是一缕用红丝带扎好的、漆黑的长发。

“这是我剪下来的。”她坐回我身边，指尖轻轻抚过那缕发，“那年我十九岁，站在十七楼的阳台边缘，风很大，吹得我几乎站不稳。我想，跳下去，一切就结束了。”

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下意识地将她的手握得更紧。

“可就在那一刻，我听见爷爷临终前的话：‘悦悦，你要替我好好活着。’”她低头看着那缕发，眼神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，也有一丝决绝的锋利，“我没跳。我回屋，拿起剪刀，把留了十年的长发，一剪刀，一剪刀，全部剪掉了。就像剪断过去，剪断那些执念。从那天起，我告诉自己：悦悦，你只能靠自己。”

我看着她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无法想象，那个站在我面前看似平静的女孩，内心曾经历过怎样的惊涛骇浪。

“他们已经安排我去加拿大留学。”她忽然抓住我的手，目光紧紧地锁住我，那眼神里，有挣扎，有不舍，还有一丝近乎卑微的恳求，“在温哥华给我买了房子，手续都办好了。他们说，那是‘更好的未来’。”

我看着她，那双曾经清亮如星的眼睛里，此刻盛满了慌乱与不安。她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而是在告诉我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

她忽然倾身向前，双手捧住我的脸，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脸颊，她的声音微微发颤，带着一丝哭腔：“你……能不能等我？三年，或者更久。等我回来，或者，等我真正找到自己想走的路。”

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那个站在十七楼边缘的少女，也看见此刻站在我面前、努力撑起坚强的她。她不是在求一个答案，而是在求一份确认——确认她值得被爱，确认她的存在，不是一场被安排的宿命。

我反手握住她的手腕，将她拉进怀里，让她靠在我的胸口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急促的心跳。

我捧起她的脸，凝视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，清晰而坚定：

“放心吧，我能等你。”

“不是三年，也不是五年。”我擦去她眼角滑落的泪珠，那泪水滚烫，烫得我的心都在发颤，“只要你还在往前走，只要你还记得回头看看我，我就一直等。”

“等你剪断过去的枷锁，等你真正长成自己的光。等你不再需要‘富二代’这个标签来定义自己，而是作为‘悦悦’，堂堂正正地站在这个世界中央。”

她怔住了，眼底泛起一层薄薄的水光。然后，她轻轻靠进我怀里，像一只终于找到归途的倦鸟，紧紧地抱着我，仿佛要将自己嵌入我的身体里。